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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第12期
刊出日期：2022-12-05
产业研究
国际研究
科技政策
企业研究
研究与探讨
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40年
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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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0
现代科技不能解决它自身带来的熵增问题
胡志坚
2022 Vol. 3 (12):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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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Vol. 3 (12):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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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40年
1
40年中国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的主题演变——基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文献计量分析
张立伟, 刘欣瑜, 马亮, 张九庆
本文基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表的学术期刊论文和 《人民日报》等报刊理论版文章的文献计量分析,回顾了40年来中国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的主题。研究发现,研究主题从1983—2002年 “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转向2003—2012年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主题聚焦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2013—2022年)。研究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响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针对不同时期科技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理论探讨,履行了服务于党和国家科技创新重大决策的战略性国家科技智库的使命。
2022 Vol. 3 (12): 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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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迈向科技自立自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赶超的范式嬗变
周代数, 郭滕达, 苏牧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后发国家走向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赶超模式有两种:一是在引进、吸收基础上的模仿创新,二是原创型、自主型的原始创新。本文将后发国家的创新赶超过程划分为技术引进、复制性模仿、创造性模仿、自主原创四个阶段,并据此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赶超路径的演化进程。本文的理论推导显示,随着后发国家逐渐接近技术前沿面,科技进步率将不可避免地走向 “均值收敛”状态,同时也可能面临先发国家更加严格的技术管制,因此,我国适时提出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也是应时势变化、从跟随走向引领的赶超战略转型。建议:在不同产业技术水平严重分化的背景下,保持科技政策的层次性;妥善处理科技自立自强和开放式创新合作的关系,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鼓励以基础研究为源头的技术创业,支持更多科技型企业开展前沿技术探索;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加强 “无人区”领域的创新顶层设计。
2022 Vol. 3 (12): 15-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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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国家关键技术选择与技术预测40年回顾与思考
袁立科
国家技术预测是国家科技宏观决策的重要手段,它为制定国家科技政策和发展战略、选择优先发展领域以及确定研发资金投入方向等方面提供支撑,为科技规划和研发计划的制定奠定基础。国家关键技术选择和技术预测已经走过了40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技术预测研究提供了良好素材。回顾六次国家技术预测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每个阶段技术预测实践都有鲜明的特点,流程体系不断完善、方法组合不断优化,逐渐成为科技管理部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需要进一步完善常态化技术预测机制,强化社会沟通和交流功能,重视愿景和技术需求导向,以及加强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提升技术预测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2022 Vol. 3 (12): 25-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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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演变研究——基于1978—2020年157份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陈强, 沈天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逐步建立、演变,形成一条具有中国制度特色的发展轨迹。本文以政策文本为切入点,通过改进文本量化分析方法,剖析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在不同时期的阶段背景、政策布局、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总结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演变规律。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存在鲜明的阶段差异,由单点落实到多管齐下,逐步推进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引导、激励和规范,反映出不同时期的创新活动规律认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体现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系统思维和统筹布局;伴随着规律认知深化、政策导向细化以及政策重点拓展,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化建设能力逐步提升,政策体系演变的背后离不开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共进。本文旨在厘清中国科技创新制度演进过程的内在逻辑,为深化科技创新制度改革的可能方向提供参考。
2022 Vol. 3 (12): 35-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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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科技服务业政策供给特征研究
陈磊, 杜宝贵
知识经济时代下,科技服务业逐步成为托起科技创新的新引擎,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构建 “政策供给主体—政策供给形式—政策供给主题—政策供给工具”四维分析框架,运用文本计量法、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135份我国中央科技服务业政策供给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科技部是最核心和最重要的政策主体,其他政策发文机关处于从属地位且彼此协同性较差;政策形式主要包括规制类、指导类、计划类、通知类4种类型;形成了以一项核心目标、两项重点任务、一项基本工作、若干载体和抓手为组成部分的政策主题;中央层面多使用以鼓励引导、明确支持、目标规划为代表的环境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相对欠缺。基于此,提出了四项针对性的完善建议。
2022 Vol. 3 (12): 47-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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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基于文本量化的地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工具效果评价
谢黎, 杨华, 张志强
科技成果转化有利于促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各级政府推出相应政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因此探索科学的测度方法来评价政策工具效果是政策信息学研究的重要前沿方向。本文在政策文本计量分析基础上,借助BP神经网络模型,分析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工具与转化效率的关联关系,评价不同政策工具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选取重庆市2000—2019年发布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文本数据,以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表征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分析不同政策工具对转化效率的重要程度。结果表明,不同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与其对转化效果的相对重要性排序存在明显差异,直接的人力、财力投入并非促进转化的首要因素,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对转化的促进效果最明显,金融和税收工具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效果方面表现稳定。最后,从提高供给型政策投入精准度、重视环境型政策灵活性和适用性、探索需求型政策合理供给模式、重视政策差异性及政策工具组合效应4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2022 Vol. 3 (12): 55-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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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
67
中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政策体系——演进路径、国际比较与优化对策
邓洁, 安云梦
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和风险补偿作用使其成为各个国家对知识产权活动进行激励的重要政策工具,如何实现知识产权税收优惠政策对高质量创造及运用的有效激励,是当前中国知识产权税收工作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选取1982—2021年国内出台的与知识产权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分析对象,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对中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政策体系进行全面透视。宏观视角下探索体系的演进路径,以政策体系变迁的背景、驱动因素、价值取向作为阶段划分的依据,厘清体系的演进逻辑及阶段特征。微观视角下比较中外国家针对研发环节、成果转化环节以及中小企业主体的知识产权税收激励政策设计在体系结构性与体系关联性上的差异,以此为基础识别现有体系存在的问题,为中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政策体系的优化提供借鉴及支撑。
2022 Vol. 3 (12): 67-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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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因素与路径模式
方卫华, 李萍, 章琰
本文以扎根理论构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转移绩效影响模型,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扎根理论结果进行验证与发展。研究发现:技术资源、项目团队内人财物资源和制度文化资源、首席科学家资源可以分别通过组织技术行为、团队协调整合行为、首席科学家行动产生技术能力、团队能力、首席科学家能力,从而影响技术转移绩效,外部环境可以通过资源、行动、能力间的关系影响技术转移,此发现丰富了资源行动观的应用解释。此外,本文构建STOE全景动态轮盘,对TOE框架进行中国化的拓展、补充;单个条件无法产生技术转移绩效,高技术转移绩效具有3种生成模式,分别是资源-能力驱动型、资源-能力主导逻辑下市场辅助型、政府主导逻辑下资源-能力与市场助力型,非高技术转移绩效主要由项目团队资源-能力紧缺导致,资源、能力在对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中起主导作用。本研究有助于了解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内部运行情况,为促进科技项目技术转移提供参考。
2022 Vol. 3 (12): 78-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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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科学基金对学术产出的长期影响研究
乔锦忠, 孙娜, 沈敬轩, 王昆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 “创新驱动”是国家战略。政府资金支持对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发挥重要作用。财政资金的分配具有竞争性,科技投入也需要进行评估。合理评估科学基金对于学术产出的影响,既要看项目资助期间的作用,也要考虑项目申报前的激励效应和完成后的持续效应。研究运用多期DID异时双重差分法探究科学基金项目对于学术产出数量、质量、学术影响力的作用,发现项目资助效应在资助后1～10年更明显;对质量提升在资助后6～10年更显著,对学术影响力提升则在资助期内 (1～5年)更明显;杰青学者在申请项目过程中存在显著的申请效应和考核效应;科学基金项目对于学术产出的影响存在明显学科差异。为此,提出合理拉长科研评估周期、改变基础研究的资助方式、鼓励企业和公益基金投入基础研究等建议。
2022 Vol. 3 (12): 88-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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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探讨
99
科技创新容错机制：现实困境、概念界定与理论模型
王秀华, 郭琦, 陈泽文
科技创新领域是最早接受容错思想并将其上升到法律保障高度的领域,但科技创新容错实践发展却相对缓慢。本文在对科技创新容错现实困境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容错、容错机制以及科技创新容错机制的概念和内涵,提出企业科技创新容错机制是在因某些原因使得成功因素出现变数的情况下也可以尽可能保障科技创新成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观点,采用系统论方法构建了以 “识错-析错-纠错-容错”四个功能为主体的容错系统模型,并对四个功能模块的具体操作程序和方法进行研究,设计了企业科技创新容错补充机制,以供研究参考。
2022 Vol. 3 (12): 99-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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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成效及完善建议——基于四川省33家改革试点单位的实证分析
徐兴祥, 俞仕琳
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中国建立健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长效激励机制的重要探索。基于四川省33家试点单位改革成果分析发现:新一轮试点改革在权属分配、程序细化、规则适用等制度设计中显现创新活力,取得确权数量、转化数量、成果总体转化率提升,社会经济效益提高,科研人员转化积极性增强等诸多成效。但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能 “一改解千愁”,其普适性、合法合纪性在实践中仍受质疑,同时保障条件不足、技术市场化交易氛围缺失也制约着改革的推进。由此,为打破困境,应转变观念——建立健全多元化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并系统性完善促进成果转化的相关法律规定、配套政策措施及保障条件,确保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的合理性与长效性。
2022 Vol. 3 (12): 108-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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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研究
117
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产业效率的影响：来自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王家庭, 袁春来, 马宁
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科技创新3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1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借助工具变量法从结构和效率的双重视角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优化升级具有显著正效应,且对产业效率提升的正向作用强于产业结构优化。异质性分析表明,现阶段东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效率提升的正向驱动效应明显大于西部地区。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字产业发展水平与数字科技创新水平两两之间交互项对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效率提升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未表现出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内在积极协同效应。
2022 Vol. 3 (12): 117-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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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芯片光刻技术创新动态过程机制研究
张贝贝, 李存金, 尹西明
芯片光刻技术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掌握科学创新原理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卡脖子”瓶颈的重要基础。基于复杂系统管理理论构建了芯片光刻技术创新的微观动态过程机制,并利用专利数据,借助社会网络、聚类分析等方法实证检验该机制。研究发现:复杂系统管理理论与芯片光刻技术创新具有内在契合性,能够揭示重大复杂技术创新过程中元素间的内在复杂整体性规律; “元素更新迭代—组合关系优化—系统结构再造”是实现芯片光刻技术功能从迭代到跃迁的有效进阶动态创新路径。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拓展了以芯片光刻技术为代表的重大复杂技术创新的理论基础,为打赢关键核心技术 “卡脖子”问题攻坚战、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理论与政策启示。
2022 Vol. 3 (12): 128-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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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研究
140
网络同群效应下的企业创新投入策略：量力而行还是尽力而为
邵鹏, 李梦蕾, 马冰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董事联结关系形成的网络为企业创新搭建了资源共享的交流渠道。现有同群效应研究对企业所处的网络关注不足,未深入挖掘网络同群效应下的企业创新投入策略。基于重污染行业724家公司2016—2020年的数据,探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网络同群效应,揭示了不同创新投入策略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具有网络同群效应,同群质量正向影响创新投入强度,同群质量和同群数量均正向影响创新投入规模;学术经历积极调节创新投入规模与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且创新投入规模在同群数量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创新投入强度与创新绩效存在倒U形关系,不同创新投入特征、企业性质、市场结构特征的企业,应采取差异性的创新投入策略。
2022 Vol. 3 (12): 140-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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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放管结合”政策是否激发了民营企业创新活力
刘伟, 高理翔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 “放管结合”政策对于民营企业创新活力的政策效应。研究表明以行政审批减少、降低准入门槛、优化企业运营环境为核心的 “放管结合”政策的确有效促进了民营企业创新活力。相应的平行趋势假定、倾向匹配得分与安慰剂检验进一步验证了双重差分模型的稳健性。从影响机制上看, “放管结合”政策能够通过创新研发效率与民营企业管理层职能监督的双向路径带动创新活力。从异质化视角看, “放管结合”政策对于激发成长型与成熟型、低政治关联与中等政治关联的企业创新活力存在异质化影响。藉此本文就如何深化 “放管结合”的行政职能转型,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022 Vol. 3 (12): 150-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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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究
159
国际组织参与科技政策创新的行为逻辑
武佳奇, 谭爽, 胡象明
国际组织在参与成员国科技政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独特行为逻辑,基于国际组织在中国进行氢能推广的鲜活实践,构建 “技术基础-项目设计-过程控制-倡导绩效”分析框架,通过对国际组织历时科技政策倡导与参与科技政策创新的案例深描,发现国际组织通过精准化的缺口挖掘、全聚焦的科技政策倡导、跨国别的经验交互直接作用于科技政策场域;通过多场域的知识生产、广纬度的柔化建议、可持续的能力培育间接地为科技政策创新输送源头活水,刚柔并济与内外贯通是指引国际组织参与科技政策创新的核心行为逻辑。本研究力图挖掘国际组织在中国科技政策创新场域的功能独特性,探寻其参与科技政策创新之进路。
2022 Vol. 3 (12): 159-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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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中美与RCEP成员技术合作网络演化及稳定性研究
滕子优, 朱雪忠, 胡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于2022年1月1日生效,为中国开展跨国技术合作提供了新契机,对中美与RCEP成员技术合作状况进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技术影响力。本文基于PCT专利联合申请数据,采用复杂网络理论分析中美与RCEP成员技术合作网络的演化规律,识别其中的关键节点及其合作模式,并结合网络模拟攻击分析合作网络的结构与功能稳定性。结果表明:中国与RCEP成员技术合作正处于快速上升期,但总体规模和美国仍有差距;在时序上,两国的合作网络均趋向更为松散的结构,美国网络中介节点作用逐渐增强;在网络关键节点中,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广度较高,在网络中有重要的中介作用,大型跨国公司的合作深度更高;中国合作网络的稳定性依赖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整体弱于美国。
2022 Vol. 3 (12): 169-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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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科学形象认知的实证调查分析
杨正, 张志敏, 贾鹤鹏, 王挺
本文就中国科学形象的国际公众认知问题,对1030名美国公众进行了在线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在明确科学形象与国家形象的正向相关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展现了美国公众认知体系中对于中国科学形象认知的一系列特征:相较于整体国家形象,中国科学形象有着更为正面的评价、中国科学有着显著的国际影响力;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现状并不十分了解,且倾向于了解与其日常生活关联更为密切的科技领域;在获取中国科学信息的渠道方面,美国公众主要依赖西方媒体等。总体上,美国公众眼里的中国科学形象呈现出强政治导向、功利主义、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效益分布不公与创新、前沿、有效带动经济发展等正负面特征交织的复杂形象。整体而言,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科学的研究维度更倾向于呈现正面认知,而对于中国科学的社会维度或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维度则更倾向于给予负面评价。基于此项调查,本文提出推动国家科学形象建设的相关建议。
2022 Vol. 3 (12): 179-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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