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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第5期
刊出日期：2025-05-05
创新研究
国际研究
人才研究
科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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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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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刘冬梅
2025 Vol. 6 (5):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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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Vol. 6 (5):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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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
1
政府对知识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有为干预”机理研究
陶娜
知识创新生态系统对于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基于间接网络效应提出知识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架构:系统结构和系统功能。其次,打开知识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和系统功能的“黑箱”,研究知识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和系统功能的基本要素。最后,基于知识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和系统功能的内部要素,从创新方向的引领、参与者的引入协调、风险及不确定性管理以及市场逐步形成四个维度分析政府干预原理,并形成政府干预机制。通过研究,厘清政府在知识创新治理中“无为”和“有为”的边界,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合力统筹推进知识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
2025 Vol. 6 (5):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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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科技创新风险的刑法规制——以新质生产力的法治保障为切入点
储陈城, 刘扬
在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刑法同时呈现出对科研行为入罪过度和对科技成果转化保护不足的悖反现象。前者体现在预防性立法扩张了科技研发行为的法益侵害外延,以及从严性司法混淆了科研经费管理涉及贪污罪的情节认定;后者表现在专利犯罪立法过分限缩构成要件的成立标准,从而致使司法实务极少适用假冒专利罪。对此,刑法需要对科技研发行为扩张入刑观、科研经费管理从严入罪说、科技专利侵权民行救济论等既有观点予以反思。科研自由原则要求对科技研发行为涉及的罪名增加涉科技伦理审查的构成要件,排除不具备一般预防必要性和实质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利益衡量原则要求廓清“公务”“公共财产”的外延以限缩贪污罪之适用,全局性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以区分违规使用科研经费行为与贪污犯罪;公益保护原则下的科技创新专利保护机制则要求刑法应对假冒专利罪进行构成要件扩张、增设第二档法定刑以及增设侵犯专利权相关罪名。
2025 Vol. 6 (5): 1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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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同行评议结果一致性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评审的实证研究
张金倩楠, 马宗文
同行评议是各国普遍采用的遴选资助科技项目的方式。本文选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专项4批次评审数据作为样本,包括375名同行评议专家对288个项目的2919份评分数据,采用克朗巴赫α系数、二值法系数和变异系数,定量分析同行评议结果一致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同行评议结果的一致性总体较高,同行专家人数、评审方式、组内项目数及项目差异均影响评审结果一致性,答辩评审中每增加1名专家,评审结果一致性平均提高2.25%;对于专家人数为5人的评审,答辩评审比通讯评审平均提高约10%的评审结果一致性;随着组内项目数减少或组内项目间差异增大,评审结果的一致性增加;进入下一轮评审或立项项目的评审结果一致性高于整组项目的平均结果,在答辩评审中这种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本研究总结提出组织方式对评审结果一致性的影响模式,并探讨了改进同行评议结果一致性的策略。
2025 Vol. 6 (5): 2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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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自贸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沙盒机制:理论证成与制度建构
林梓瀚, 刘羿鸣, 袁千里
数据跨境流动是数字全球化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CPTPP与DEPA等国际数字经贸协议均将其视为协议的重要内容。中国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以保障数据安全底线展开,存在出境路径单一化、标准严格化等问题,恐难以达到上述协定的跨境流动要求。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沙盒机制与包容审慎和多元共治的监管理念相契合,有利于实现数据创新与风险管控之间的平衡。考虑到数据出境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基于法律充分授权与相关政策支持,在中国自贸区内试点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沙盒成为合理的选择。在借鉴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沙盒机制以及欧盟人工智能监管沙盒机制的经验基础上,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沙盒应构建包含“安全层+创新层”的双层结构和贯穿数据跨境流动全周期的动态监管流程,并从入盒条件、运行过程、出盒机制等方面细化具体规则。同时,需要从立法突破和政策激励两个方面完善中国自贸区的制度建设,以推动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沙盒在自贸区的落地实施。
2025 Vol. 6 (5): 30-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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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政策驱动还是资源交换——基于全国重点实验室国际科技合作研究
张孟亚, 王兴民, 孙翊
国际科技合作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其驱动因素受到学界普遍关注。本文以全国重点实验室为研究对象,以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为调研对象,采用318份问卷调研数据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政策环境和资源交换角度探讨全国重点实验室国际科技合作机制。结果显示:全国重点实验室国际科技合作的政策环境因素和资源交换因素会产生协同作用,但路径呈现关键因素主导特征。根据主导因素差异,政策驱动模式体现为高国际形势为主导因素的国际形势友好驱动型、资源交换驱动模式体现为高合作互惠性为主导因素的互惠驱动型和高合作连续性为主导因素的连续驱动型。基于分析结果,提出发展全国重点实验室国际科技合作的政策启示。
2025 Vol. 6 (5): 40-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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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研究
50
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导动能:理论逻辑与战略路径
薛美慧, 丁明磊, 尹西明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科技创新作为核心要素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本文立足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新使命新要求,从国家创新体系、全球科研范式变革出发,深刻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时代抉择,分析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抓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采用国际比较法梳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牵引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国际经验。研究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此为牵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动能,未来要进一步把握场景驱动创新机遇,加快数智赋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整合式创新,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导动能。
2025 Vol. 6 (5): 50-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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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数字技术创新联合体的形成与演进——基于新一代人工智能的专利分析
陶于祥, 刘相密, 吴超楠, 袁野
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领军企业整合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组建数字技术创新联合体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2000—2022年人工智能技术专利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中国数字技术创新联合体形成与空间演进特征。结果表明:从动态过程看,中国数字技术创新联合体规模不断扩大,内部合作网络逐渐变得无序且复杂,不同阶段和地区的创新主体类型存在显著差异;从主体演化角度看,创新联合体的结构特征从离散逐渐演变为聚集,合作模式从“松散连接”向“稳定联结”的创新链和创新网络过渡,随着时间推移,科技领军企业逐步集聚创新要素,确立核心地位,各创新主体之间实现互联互通、延伸交叉,最终演化出“外疏内密”的网络结构;从空间演进看,呈现出从东部向中部再到西部“梯度扩散”特征,同时在区域合作中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最后,从强化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地位、牵头组建数字技术创新联合体、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2025 Vol. 6 (5): 60-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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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中国参与全球数据治理博弈:跨国科技企业价值体现与实现路径
王楚晴
中国数字经济急速发展,但仍未形成与之相匹配的数据治理国际话语权,阻碍了中国参与全球数据治理博弈的步伐。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日益提升,特别是跨国科技企业在全球数据治理中承担了风险识别者、活动参与者和制度守护者的多重身份,其业务活动实践与治理规范研究都对全球数据治理国际规则的构建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引作用。鉴于此,可以考虑借助跨国科技企业之力为中国参与全球数据治理博弈赢得一席之地。在政府层面,应该充分调动跨国科技企业开展对外传播,积极树立中国全球数据治理的大国形象,并以跨国科技企业间的合作为纽带共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在企业层面,跨国科技企业应积极推动数据治理规则的构建与优化、增强企业间的数字合作,实现中国式制度的对外输出。
2025 Vol. 6 (5): 72-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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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新兴市场企业逆向创新中的高价值专利演化研究——以比亚迪公司为例
刘婷婷, 戚湧, 张桂阳, 李烨辉, 李星
针对新兴市场的本土企业在海外市场逆向创新产品的持续竞争力受到高价值专利匮乏的制约,本研究基于生态学视角,提出技术、法律和市场3个维度上高价值专利价值关系及其演化路径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构建三维高价值专利演化Lotka-Volterra模型,旨在探讨新兴市场企业在逆向创新过程中,专利价值在这3个关键维度的演化轨迹及其最佳形成条件,以比亚迪公司作为案例进行研究。根据分析发现,技术价值、法律价值和市场价值共同作用于高价值专利的演化,在逆向创新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海外市场阶段,有可能形成具有较高价值的专利。此外,高价值专利演化的路径会随着市场环境变化而适应性调整,通过一个漫长的演化周期,最终形成最优高价值专利。
2025 Vol. 6 (5): 80-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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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研究
88
基础研究人才的职业流动特征研究——以2014—2023年华中地区ESI高被引科学家为例
黄涛, 曾美
本文将ESI高被引科学家作为基础研究人才的代表,以2014—2023年华中地区(湖北、湖南、河南)ESI高被引科学家为研究对象,采用履历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人才流动基础信息、地域流动、机构流动等方面探讨华中地区基础研究人才的流动规律。研究发现,基础研究人才流动规模较大,但人均流动频次偏低;基础研究人才平均4.98年流动一次,且流动年龄日趋年轻化;流动区域具有空间集聚性特征;机构流动呈现名校集聚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基础研究人才流动的政策环境、针对不同基础研究人才实行多元化激励机制、均衡区域间资源配置、构建跨行业及部门间基础研究人才定期访学的交流机制等建议。
2025 Vol. 6 (5): 88-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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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基础研究青年拔尖人才成长路径研究——基于2019—2023年“科学探索奖”获得者的实证分析
金茹静, 黄涛
基于履历分析法,以2019—2023年“科学探索奖”获得者为研究对象,从基本信息、教育背景、职业轨迹、成长周期、基金资助5个维度分析基础研究青年拔尖人才的成长路径,探究其成长过程中的共性特征和一般规律。研究发现,基础研究青年拔尖人才性别比例失衡,获奖年龄主要集中在41—45岁;拥有博士后经历和高层次、多元化教育背景;培养阵地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企业参与率低;整体职业流动率低,工作地域高度集中;成长周期集中在11～17年,其平均成长周期13.6年;基金资助对其整个成长过程具有重要支撑作用。针对以上特征,就培养基础研究青年拔尖人才提出相关建议,即改善基础研究青年拔尖人才性别失衡、发挥高校作为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的基地的作用、推动基础研究青年拔尖人才联合培养、支持基础研究青年拔尖人才海外留学、实现基础研究青年拔尖人才精准资助。
2025 Vol. 6 (5): 98-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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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知识工作者的异质性居住区位偏好研究——以北京科研、工程及艺术型工作者为例
李茜, 姚慧平, 赵娟娟
知识工作者作为重要的创新要素,是北京市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力量,因此有必要探究其居住区位偏好以增强其幸福感和创新活力。基于2021年北京市1067份知识工作者的微观调研问卷和高德地图POI数据,本文结合显示性偏好与隐性重要性这两个视角分别探究科研、工程及艺术型工作者的居住区位偏好。研究发现,科研型和艺术型工作者居住选址时相对看重品质区位因素(如社交和文艺设施),工程型工作者则相对看重传统区位因素(如医疗设施)。研究结果将为提升北京市知识工作者的居住满意度提供有效政策建议。
2025 Vol. 6 (5): 109-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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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创新博士生培养模式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以PTN项目为例
韩凤芹, 杨小强
博士生培养模式是影响博士生教育质量和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关键因素,优化创新培养模式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塑造具有直接且深远的影响。当前,中国的博士生培养模式主要实行“单一导师制”,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科知识结构的单一性、科研与教学的融合程度不足等系列问题,限制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鉴于此,本文选取PTN项目作为研究案例,深入探讨“轮转制”博士生培养模式在激发创新意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以及推动跨学科和实践能力培养方面的积极效应,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高层次创新人才支撑。研究发现,PTN项目通过创新招生机制、课程体系以及培养模式,显著增强了博士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高层次创新人才和一流的科技成果。因此,建议推广PTN项目的成功经验,探索构建适合不同学科领域的“轮转制”培养模式,并建立合作与交流平台,打破传统人才培养的局限,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跨界思维和实践创新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2025 Vol. 6 (5): 120-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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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究
128
建设全球创新策源国家的路径、模式及启示——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定性比较分析
潘君豪, 杨一帆
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和复杂性涌现理论构建创新策源生态系统组态模型,使用动态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分析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探索时间纵轴上何种条件如何搭配才能有效提升国家创新策源能力,结合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考察组态国别覆盖度的空间分布差异。研究发现:单个因素并不构成高创新策源能力的必要条件,但数字环境和科技策源、人才策源、产业策源子系统的必要性变化具有显著时间效应;存在4条组态路径皆可驱动高创新策源能力,可进一步提炼为强生态均衡驱动模式、原始生态驱动模式、弱生态强政府驱动模式;在时间维度,2016年和2020年4条组态路径的一致性出现2次集体下跌,可能受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和新冠肺炎疫情较大影响;在空间维度,洲际国家集团形成“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全球创新策源格局。据此,提出中国建成全球创新策源国家的政策建议。
2025 Vol. 6 (5): 128-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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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中美科技安全制度体系比较研究
杨洋, 陶蕊, 曹勇, 施筱勇
科技安全制度是推进国家科技安全治理的基本途径。面对当前日趋复杂严峻的科技安全环境,迫切需要进一步健全科技安全制度体系,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制度保障。本文基于科技安全制度的基本范畴,从上位法和组织领导制度、科研活动安全制度、技术安全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对标比较,分析中美两国科技安全制度的主要差异,以及美国科技安全制度体系的突出特点,研究提出相应启示,以期为丰富和完善中国科技安全制度体系、有效应对美国对华科技封锁打压提供参考。
2025 Vol. 6 (5): 139-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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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欧盟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政策工具、路径特征及影响分析
高再红, 张心志
在政策工具方法的指导下,通过分析欧盟参与人工智能治理的战略文件、立法进程与组织设计等,构建“基础层-数据层-应用层”和“供给型-监管型-协调型-防御型”的交叉分析框架,对欧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政策工具进行全局性的梳理。在政策特征层面,欧盟加大人工智能生产要素供给,以立法形式输出治理标准,在全球层面广泛凝聚共识,同时注重维护欧盟数字主权和技术安全。在政策影响方面,欧盟政策工具的运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速度加快,同时也带来了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分散化和竞争化等影响。中国应清晰感知欧盟战略方向和全球新兴技术治理态势,灵活运用各类政策工具发展人工智能和参与全球治理。
2025 Vol. 6 (5): 150-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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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技术政治视角下ChatGPT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
李阳
自2016年美国大选后,人工智能已成为西方政党政治的重要推动因素。ChatGPT作为新兴人工智能技术,正通过技术赋能、制度规制、生态重塑三个维度深刻影响美国政党政治。基于技术政治视角分析表明,技术进步与政党博弈交织演进,推动政党政治与智能时代融合。未来人工智能与政党政治互动将更频繁深入,需加强技术伦理规制。针对这一趋势,中国应从国家战略高度制定系统性应对方案:在顶层设计层面,成立统一的研发与监管机构,推进立法建设;在技术创新层面,加强基础研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应用场景;在国际合作层面,构建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发展道路。通过多层次、全方位的策略,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规避潜在风险,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度融合,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2025 Vol. 6 (5): 161-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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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促进科技人才队伍性别平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ADVANCE项目的演进、举措与成效
王涛利, 洪敏
为了应对科技人才队伍性别失衡、女性科技人才职业发展存在瓶颈等问题,美国于2001年正式设立由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ADVANCE项目。本文聚焦项目发展历程、改革举措和成效挑战,研究探讨美国赋能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实践进展。该项目主要经历萌芽、转向、拓展和多样化4个阶段,逐渐形成机构变革、规划、适应和合作4个轨道,并采取机构转型、组织自评、循证决策和促进合作等改革举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以资助项目形式提升国家科技水平和科技人才队伍综合竞争力的改革实践为中国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有益参考。
2025 Vol. 6 (5): 170-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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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技共同体的内涵、意义与构建路径
王少
全球科技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加强和完善全球科技治理的重要理念,它既是现实中应当确立的国际科技合作新形式,更是理想中应确立的未来全球科技发展新图景。理解全球科技共同体需要结合科技发展实际,从科学学、科技哲学、科技政治学和技术创新学等维度进行阐释与解读。全球科技共同体是各国及其科技实体以人类命运为系、以科技创新为根、以解决全球性重大科技难题为抓手,践行“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价值理念的全球科技合作形态。全球科技共同体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全球科技合作,推动科技创新,破解全球性科技难题,是突破人类社会发展瓶颈的重要力量。构建全球科技共同体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技术封建主义和技术资本主义,为防范封建逻辑和资本逻辑的负面影响,必须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共识,吸引各国积极参与构建全球科技共同体;在技术社会主义要求下,以合则共赢理念设计全球科技共同体相关制度;以可持续合作为主线,建立全球科技共同体具体机制;发挥大国在科技领域的担当引领作用,推动全球科技共同体有效运作。
2025 Vol. 6 (5): 180-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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